另外
2019-05-04 05:24
１．字法、句法、章法唐代诗人杜甫很重视字法、句法、章法的锤炼，对宋诗的影响极大。宋代诗人在杜甫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诗法，因而受到注释者的重视。李壁很重视总结王安石诗字法的长处，如《江宁夹口三首》其一“江清日暖芦花转”李注云：“晋人以雪花比柳絮，介父以芦花比柳絮。‘江清日暖’，尤其似者。‘转’字妙甚，或误以‘转’为‘白’，非。”［２０］（ｐ１１９９）“转”字将芦花在暖和的春风中四处飘扬的动人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改成“白”字，则令人感觉不到芦花轻快之美，而显得凝滞。宋代诗人对句法的锤炼，除了模仿前人句式之外，还有不少独创之处，注释者亦有所总结。例如，陈师道《妾薄命二首》其一“一身当三千”，任注云：“白乐天诗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后山以五字道之，语简而意尽。集中如此甚众。”［１３］（ｐ４）此处任渊指出了陈师道诗语言精炼含蓄的特点，常在前人之上。注释者对章法的讨论亦随处可见，如赵次公就经常总结苏诗章法结构的独到之处。如《次韵孔文仲推官见寄》之前四句，“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君如汗血马，作驹已权奇”。赵注云：“前四句分说我与彼，此一新格。黄鲁直云：‘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君诗大国楚，吞五湖三江’。正此格也。”［７］（ｐ１４４）苏诗前两句说自己，三四句说次韵和答的对象孔文仲。古代酬答次韵唱和之作甚多，但像苏诗这种引起全篇的章法结构，却是前人所未有的。这种谋篇的方法，还引发了黄庭坚等著名诗人的效仿。
本文作者：何泽棠 吴晓蔓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３．任渊对陈师道诗的总结：“不犯正位，切忌死语”、“直追骚雅”陈师道被视为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人物，与他同时期或稍后时期的人，常常将黄、陈诗风视为一路。如宋人陈长方《步里客谈》卷下云：“章叔度宪云：‘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１０］。这是认为陈师道追随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主张。吴坰《五总志》则云：“陈无己见曾子开诗云：‘今朝有客传河尹，到处逢人说项斯’。虽全用古人两句，而属辞切当，上下意混成，真脱胎法也。”［１１］这是说明陈师道亦赞成并擅长“夺胎换骨”的创作方法。庄绰《鸡肋编》卷下云：“而陈无己诗，亦多用一时俚语，如‘昔日剜疮今补肉……’”［１２］。这是指出陈师道诗亦有“以俗为雅”的特点。曾季狸《艇斋诗话》则常常以赞许的口吻探讨后山诗中的出典。以上观点，倾向于认为陈师道是黄庭坚的各种重要创作理论的赞成者与推行者。陈师道虽然推许黄庭坚，甚至在《赠鲁直》中说过：“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１３］（ｐ４８６）。但实际上，二人的诗风存在明显的不同，黄庭坚强调“法度”、“来历”，陈师道诗则以更委婉含蓄的手法来表达胸中的深意，即便是使用前人的语词，也以活用为主。陈师道本人说过，“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１３］（ｐ４６７）。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潘大临对此大加推崇。《王直方诗话》曰：“潘邠老云：陈三所谓‘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此语为得之。”［１４］所谓“换骨”，指在学习前人诗法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最终自成一体后，诗艺达到了焕然一新的境界。“换骨”的关键，就在于不蹈袭前人之意，富于创造生新。后来吕本中等人强调“活法”，便从中而来。陈师道学习杜诗的态度最能体现他的“换骨”说。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云：“陈无己先生语余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髣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１５］这说明，陈师道认为学习杜诗，决非从杜诗中生搬硬套各类语句词汇，而在于领会杜甫立意的高妙之处，袭用而变化之，并且学习杜诗的字法、句法、章法等写作技巧。作为陈师道诗的注释者，任渊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首先，任渊作注之前，参考了陈师道诗的编集者、其弟子魏衍的意见。魏衍在《彭城陈先生集记》中云：“窃惟先生之文，简重典雅，法度谨严，诗语精妙，盖未尝无谓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见于其中。”［１３］（卷首ｐ１８）这里魏衍指出了后山诗的法度都是为胸中无限感触所出了自己对后山诗的独特认识。任渊在《后山诗注序》中说道：“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此诗注所以作也。”［１３］（ｐ１）在任渊《后山诗注》第一首《妾薄命二首》的注释中，任渊又云：“或苦后山之诗，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骚雅，不求合于世俗，亦惟恃有东坡、山谷之知也。自此两公外，政使举世无领解者，渠亦安暇恤哉。”［１３］（ｐ５）与前文所述任渊注释黄庭坚诗的宗旨不同，任渊注释陈师道诗，其重心为阐发后山诗的深远用意，而不局限于典故的出处。此处任渊以禅喻诗，意在说明陈师道作诗心法之“活”，决非简单地沿用前人的语汇或意蕴，而是能巧妙地利用前人的词句或语意，又加以点化，将自己的情感意蕴融入其中，立意往往高于前人。后山诗虽然看起来近于枯淡，实则癯而实腴，命意深远，甚至于直追骚雅。任渊所云，“不犯正位，切忌死语”，意谓不能只从后山诗的字面、特别是典故的字面出发去理解后山的用意，否则就会流于片面、机械。而发掘后山深意的重要手段就是“冥搜旁引”，意思是反复咀嚼品味后山诗句，特别是其中的典故，将典故的原出处、历代诗人对此典故的用法与后山的境遇加以对照，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般地追寻后山诗中的深意。从中可以看出，陈师道为诗，命意之曲折、含蓄、深远，在黄庭坚之上，二人诗风不可混为一谈。任渊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注释，向读者揭示了这一点，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界来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任渊对陈师道的评价，启发了南宋的诗歌批评界。王偁《东都事略陈师道传》云：“（陈师道）为文师曾巩，为诗宗黄庭坚，然平淡雅奥，自成一家云”［１６］。见解与任渊相似，显然受了任渊的启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云：“无己诗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山谷亦有‘学诗如学道’之句。若语意俱胜，当以无己为优。王直方议论不公，遂云‘陈三所得，岂其苗裔邪’。意谓出于山谷，不足信也。”［１７］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云：“无己意高词古，直欲追踪《骚》《雅》”［１８］，皆与任渊的观点一脉相承，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歌创作批评是宋人注宋诗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关于创作方法的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著名文学批评作品中，作者本身就是一流的诗文作家，因此他们总结的文学理论，主要目的在于评论创作方法的得失，以便指导后人创作。其次，宋代诗人本身也很重视诗歌创作方法，如王安石晚年就很重视诗歌的艺术锻炼。叶梦得《石林诗话》云：“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１９］（ｐ２６８８）。又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１９］（ｐ２７０１）。黄庭坚亦讲究作诗为文的“法度”，尤重“句法”与“句眼”。再次，前文已述，任渊、赵次公、李壁等注释者都擅于创作，因此他们较重视宋代诗人的创作方法。诗歌创作方法作为诗歌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构成诗歌意义的重要因素，而释意是诗歌注释工作首要的目标。因此，从释意的角度来看，诗歌创作方法本身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反过来，宋代注释者研究诗歌创作方法是建立在详尽地解释诗意的基础之上的，比较可靠。宋人注宋诗的诗歌创作批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２．任渊对黄庭坚诗歌创作理论的推崇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以古人的各类作品作为用语的源泉，将其推广于诗歌创作，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使得宋代诗学研究者格外重视探究典故的出处。南宋的许多诗话、笔记都热衷于探讨山谷诗用事的出处，而引领这种风气的当属任渊的《山谷诗集注》。任渊在《黄陈诗集注序》中说［２］（ｐ３）：大凡以诗名世者，一句一字，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必有所考。昔中山刘禹锡尝云：“诗用僻字，须要有来去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僻，因读《毛诗有瞽》注，乃知六经中唯此注有此“饧”字。而宋景文公亦云：“梦得尝作《九日》诗，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不复为”。故景文《九日食糕》诗云：“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人间一世豪”。前辈用字严密如此，此诗注之所以作也。在这篇序言中，任渊以唐人刘禹锡、宋之问与本朝人宋祁为例，是为了强调说明自己提出的观点，即著名诗人在创作中所用的一字一句必有其出处，这明显是由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的理论发展而来。值得注意的是，任渊还将这一理论上升到了《山谷诗集注》全书宗旨的高度。“前辈用字严密如此，此诗注之所以作也”。也就是说，揭示前辈诗人用字是如何的“严密”，探讨他们所用故事与语词的来历，是诗歌注释的基本目的。纵览《山谷诗集注》的主要内容，情况的确正如任渊所述，征引典故与出处，说明其来历，占了《山谷诗集注》的大部分篇幅。此外，任渊在注释中还对黄庭坚的“点铁成金”、“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谋篇布局，曲折成章”、“破弃声律”、“诗不厌改”等诗歌创作理论进行了阐释，并且进一步深化［９］。
一、“宋人注宋诗”中注释者的诗学素养
１．赵次公对苏诗的弘扬：苏诗之“不使事”与“自命新意”宋代有些学者对苏诗有一种成见，即认为苏诗喜欢炫耀学问、搬弄前代故事、套用前人语汇，创造力不强。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６］（ｐ３２３７）又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６］（ｐ３２４０）这直接启发了严羽的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之论。对苏诗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亦主要是推许其学识广博、善于用典使事的长处，如曾季狸《艇斋诗话》、曾慥《高斋诗话》、吴曾《能改斋漫录》都多次讨论苏诗用事的出处。赵次公对以上观点并非一昧赞同，而是结合自己对苏诗的注释提出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苏诗在创作方面更重要的特点在于取材立意能自出机杼，不蹈袭前人旧意。赵次公常常用“不使事”一词来概括苏诗的命意特点。所谓“使事”，即用典，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用事”，即用前代故事，主要对象来自于经、史、子这三种文献类型中的故事；二是“用字”，即用前人的语词，主要对象来自于集部文献中前人的诗文作品。二者合起来相当于赵次公所说的“使事与古人语”。赵次公认为苏诗常常能够“不使事”，是指苏诗中不少作品能直抒胸臆，并且自铸新词，而无须借助前人的故事或语词。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一诗云：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赵次公认为，“此篇并不使事与说，学者谓先生专于使事与古人语为诗。观此篇乃先生胸次流出，笔下快写之作。”［７］（ｐ１４２）其余如《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赵注云：“此篇直以意参其画而书之耳，别不使事”［７］（ｐ１８４）。《泛颍》一诗，赵次公认为：“此篇不使事语，明熟而意新远”［７］（ｐ２０７）。再如《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一篇，赵注云：“此篇不使事、语，亦新造古所未有，殆涪翁所谓不食烟火食人之语也”［８］。这些诗篇自出机杼，命意深远，实为苏诗中的精品。赵次公注的此类例子还有《蜡梅一首赠赵景贶》、《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惠崇春江晚景》、《雨中过舒教授》、《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等，篇目尚多，不一一列举。
宋人注宋诗中的注释者偏重于诗学批评的一大原因在于，这些注释者本身亦擅长诗歌创作，并对注释的对象十分倾慕，且熟悉其创作风格。任渊《黄陈诗集注序》云：“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２］（ｐ３）。可知任渊青年时期曾经接受过黄庭坚的教导，因此对黄庭坚诗歌的创作风格非常熟悉。《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的重要注释者赵次公也擅长诗歌创作。宋人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题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诗》记载了赵次公遍和苏诗之事［３］。苏轼之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能将全集和尽，难能可贵。王安石诗的注释者李壁（字季章），亦是当时诗文名家。南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四灵诗》条云：“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４］。另外，真德秀在《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中称：“其所自作，知诗者谓不减文公”［５］。可见，李壁本人的创作特点近似王安石，因此在注释时对王安石诗创作特点的评论，往往能发表真知灼见。宋人注宋诗的这些注释者，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创作水平，并且对注释对象的创作成就与风格较为熟悉，因此他们首先对注释对象的诗学价值都予以较高的评价，其次将诗学批评重点放在创作特长方面，下文将对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三、宋人注宋诗的诗歌创作批评
２．对偶对偶是律诗的精义之所在，因此注释者也很重视分析宋诗对偶的规律，尤其注重总结一些特殊对仗的方式。如陈师道《老柏三首》其三之“辉辉垂重露，点点缀流萤”。任注云：“以露比流萤，此体谓之影对。如无可诗云‘听雨寒更静，开门落叶深’，以落叶比雨声也。又曰‘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以微阳比远烧也。”［１３］（ｐ２２３）从而解释了“影对”这种对仗的主要特点，此结论被南宋的魏了翁所吸取。赵次公也总结了苏诗对偶的特殊方法，如《送牛尾狸与徐使君》中“泥深厌听鸡头鹘，酒浅欣尝牛尾狸”。赵注云：“蜀人谓‘泥滑滑’为鸡头鹘。……先生诗有因题中三字而为之对，如以白芽姜对黄耳菌，下以梅黄雨对舶趠风，与今以鸡头鹘对牛尾狸同格，其意自贯，不害为工。”［８］苏诗以文字为戏，将题中“牛尾狸”三字嵌入对偶句中，“黄耳菌”、“舶趠风”亦属此例，而一般的律诗无此作法。此诗“牛尾狸”是一种兽，“鸡头鹘”指路面泥滑，仅字面相对，但别有一番趣味。
二、“宋人注宋诗”中注释者对宋诗价值的体认
３．用典用典是宋诗的重要特征，因此也是注释者的讨论重点。赵次公、赵夔等苏诗的注释者系统地总结了苏诗的各种用典之法。在此基础上，注释者进一步讨论了宋代诗人用典的高妙之处，除用典精切之外，讨论的重点还在于用典善于变化。宋代诗人本身就强调用典应加以变化，而非直接袭用，以王安石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窥园》李壁注引《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言：‘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故公诗如‘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皆意与本处不类。此真所谓使事也。”［２０］（ｐ１０５０）这段话说明了王安石关于用典的观点，即应在原故事或语句的意义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立意，而非拾人牙慧。李壁以这段言论为指导，指出王安石本人的诗歌创作也常常能体现这一点。在注释者眼中，宋代诗人用典还有一大特点，即用典故到了最高境界，便如盐入水，丝毫看不出半分痕迹。如王安石《招同官游东园》中“取鱼系榆条”李注云：“《石鼓文》：‘其鱼维何？维鱮与鲤。何以贯之？维杨与柳。’公诗妙处，在使事而不觉使事也。”